正是这样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用他年轻的生命写出了诗一样的《雷雨》，把老友巴金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改编成了浪漫而诗意的话剧《家》。从作品的气质就能看出作家的性格，曹禺就是这样一个“雷雨”的个性。

记者/钱亦蕉

今年，全国各地话剧戏曲剧团都在复排或者新创曹禺的作品，特别是最近一段，曹禺剧作更是连番上演，为纪念9月24日曹禺诞辰一百周年。而在此其中，排演得最多最热闹的仍然是曹禺的成名作兼代表作《雷雨》。

什么是经典？如果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来被反复演绎，甚至现代电影也要进一步“图解”，那么《雷雨》也是这样一部让人难忘并且放不下的经典。从诞生开始，70多年来它从未停止过演出，即使小到大学剧社、国外华人剧团，《雷雨》总是演出的必备剧目，就连大导演张艺谋也要借《雷雨》故事去充实他的电影情节。而曹禺创作它时才23岁。

谁不爱《雷雨》？导演爱它，因为它的严谨戏剧结构；演员爱它，因为它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最见演技功力；观众爱它，因为它那百看不厌的曲折故事和澎湃的激情。所以呢，当年演四凤的茅善玉，现在在新版沪剧《雷雨》中演起了蘩漪，而顾永菲，这位当年(1984年)电影《雷雨》中的蘩漪，却在前两年明星版话剧《雷雨》中演起了鲁妈(梅侍萍)。濮存昕呢，父子两代，共同演绎人艺版话剧中周萍这一角色，濮存昕更是从36岁一直演到了50多岁。岁月荏苒，热爱《雷雨》的心意依旧。

作家是靠作品传世的，现在或许没有人再会去理会“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但是鲁迅的箴言还在人们嘴里流传，老舍的《茶馆》新拍了电视剧，巴金的《家》也是影视改编的热门，而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名剧更是常演常新，艺术魅力永不衰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禺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剧作家。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思和直言:“绝大多数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是活在文学史上的，现代文学作品在话剧舞台上仍然这么打动观众的，曹禺几乎是一个例外。他是不可取代的。”

演不尽的《雷雨》

作为曹禺话剧大本营、曹禺曾担任院长多年的北京人艺，今年借着曹禺100周年诞辰，将他解放前所写的四部名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重新复排，9月7日到10月7日将连续上演，这次《雷雨》中的周萍由青年演员担当，濮存昕终于卸下这个“重任”。而在此之前，8月19日－22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已经上演了王延松导演的新版话剧《雷雨》，把《雷雨》最初发表在《文学季刊》时的“序幕”、“尾声”第一次引入到舞台演出中。

而深受曹禺作品恩惠的上海沪剧院，也将携《雷雨》、《日出》和《瑞珏》三台大戏于10月下旬亮相首都长安大戏院。《雷雨》一直是上海沪剧院的保留剧目，1954年丁是娥、杨飞飞、石筱英、王盘声、解洪元等人打造了最初的精品，后来一代代演员薪火相传，此次经过改编缩减的《雷雨》把重头戏放在了蘩漪的身上，9月17日在上海逸夫舞台的第一场演出就吸引了近九成的观众。

事实上，从当年的“阶级斗争剧”到后来的“社会问题剧”，再到如今的“人性挣扎”，《雷雨》在不断被解读(包括“误读”)的过程中，重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蘩漪这个女性身上，她是剧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她激烈地想冲破外界的束缚，寻找灵魂的自由。也正如曹禺自己所说的，“在所有的人物中，蘩漪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而且“蘩漪是最雷雨的”。

8月28、2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上海歌剧院排演的歌剧《雷雨》，就是以蘩漪为核心来改编的，甚至删去了鲁贵和鲁大海。无独有偶，苏州评弹团此次新编中篇弹词《雷雨》，删繁就简，也是以蘩漪和周萍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来表现蘩漪这个女性同命运的抗争。评弹因为只有唱没有表演，演员的内心要通过独白和唱词说出来，增加了经典再演绎的空间。据说该剧在苏州上演时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9月28日它将上演于北京梅兰芳大戏院，并在高校巡回演出，10月下旬将会来沪。

《雷雨》一直是曹禺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同时也不断被搬上舞台，它是说不尽的，也是演不尽的，学者用笔、演员用舞台表演，共同探讨《雷雨》的价值，表达对《雷雨》的理解。

钱谷融先生说:“曹禺是一个诗人，他写的每一个剧本，都有诗意。他的剧本里面没有说教。”正是这样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用他年轻的生命写出了诗一样的《雷雨》，把老友巴金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改编成了浪漫而诗意的话剧《家》。从作品的气质就能看出作家的性格，曹禺就是这样一个“雷雨”的个性。

带着遗憾离开

不仅蘩漪是被抑压着而渴望自由，曹禺本人也是如此。曹禺研究专家、《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说:“曹禺苦闷，在苦闷抑压的深处，是一颗渴望自由的灵魂。”但是，这个渴望自由的灵魂，在建国后被压抑了，因此再也不能创作出以前那样荡气回肠的剧作了。曹禺晚年写过一首诗:“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他是多么渴望自由啊，可是即使“文革”结束，他从黑暗里走出，重新回到阳光下，被政务琐事缠身，“自由”依旧是奢望。

一般人都知道的曹禺名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家》、《北京人》，而他在建国后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合作)、《王昭君》等都被认为并不成功而渐渐被遗忘。视创作为生命的作家，戴着枷锁跳舞，终不能再现辉煌。想想被他喜欢的蘩漪、陈白露、金子，那些乱伦、滥交、出轨的故事，哪一个可以在新时代的革命文艺中出现啊？虽然艺术直觉还在，但在强权之下，作家不得不选择了妥协，自由意志逐渐式微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曹禺总是“听话”地大刀阔斧地批评与自我批评。随风倒，乱表态，一直是他遭受圈里人和研究者非议的焦点，这是与曹禺软弱而又感性的性格分不开的。有时候他前一天刚痛定思痛决定保持沉默不再表态，可是第二天到了那种场合、那种氛围，又激动地说了不该说的话。

因为感性，他才能写出这些激荡的文字；也因为软弱，对政治的不敏感，才让他总是在开会、表态中耗尽生命。许多话不能说、不敢说，到头来就根本不会想到去说它了；许多事不能不做、不敢不做，时间久了就习惯于做那些本不愿做的事。在用说别人说过的话来麻醉自己之后，逐渐丧失敏锐走向麻木，一个当年拥有如此才气和朝气的作家离我们而去，只剩下随波逐流的躯壳。有人说他“假”，不敢说真话，其实他是一个看下属排戏，因为觉得大家辛苦也不愿开口指出缺点的人，那一声声“好”或许是假，却也是诚心而说。人的习性如此，改大概是改不过来的。

晚年，曹禺也反思自己，他在日记中说自己“不沉着，不多思考就说就闹，过后又后悔”，“未想明白，便发表意见，又随风倒，不肯独立深思。”比起有些人，曹禺对自己还是负责任的，他至少还在反思，至少愿意承认“错误”而不像有些人以为不承认就可以被淡忘。而他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没能再写出传世之作了。他曾经那么想努力抓住跳出的灵感，可惜奇迹没有出现。

曹禺曾在《怀念赵丹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死在战场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演员应死在舞台上，……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他是在遗憾自己没能“死在书桌上”吧。

在最后的日子里，曹禺的灵魂是孤单而痛苦的。在给妻子李玉茹的最后一封信里(当时李玉茹在上海开刀)，他说自己“连一个陌生面孔都看不见，孤单极了，寂寞极了”。女儿万方也在他的一个小本子上发现这样的句子:“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就是这样一个敏感的艺术家，他说:“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