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落下最浓墨重彩之一笔的非中国莫属。正是在这辉煌的十年里，中国先后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直到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日益对既有的国际实力结构形成实质性冲击。但是，当国人沉浸在GDP快速增长的兴奋中时，各种累积的问题所发酵而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不期而至，如何在下一个十年里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确保目前的发展势头得以有效延续，以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陷阱”和90年代的“日本陷阱”，则是所有国人应为深思的问题。

　　在新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宜将GDP追赶美国作为首要目标，而是要逐步减少对GDP的崇拜，甚至容忍GDP增长的适度放缓，认真审视过去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下大力气解决之，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增进社会发展的和谐。否则，如果任凭积累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一路奔腾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没有中道夭折的可能，甚至演化为难以承受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切实扭转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的贫富悬殊拉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谓的“拉美陷阱”，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能力解决好收入差距的问题，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导致周期性的政治动荡。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并且每年持续以0.1%的速度在递增，截至2010年已经接近0.5，而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仅在住房市场上就可见一斑。一方面很多普通居民连基本的住房保障都难以实现，承受着高房价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一批富人在住房市场上一掷千金，占据大量住房资源，许多城市出现了至今也没有统计清楚的惊人的空置率。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二元格局至今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恶化。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里的大兴土木与农村基础设施的老化和社会生活的凋敝形成奇异对照。尽管“新农村建设”稍微提振了农村的发展现状，但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还没有找到一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有效道路。

　　在中国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的形成原因中，很多固然是由于中国天然存在地域资源差异，但也有不少是源自制度上人为形成的壁垒和限制，比如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破除这些加剧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超越“拉美陷阱”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