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我收藏到上海造币厂（简称：上币厂）生产并公开发行的中国第一枚大铜章“香港东南纺织有限公司三十周年”（简称：香港东南纺织）的一付铜型（见图），也称拷模。铜质，直径255毫米（不含木框），厚约3毫米。因为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雕刻，可谓名家之作；又因为是我国第一枚大铜章的一付铜型，便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将其挂在客厅，视为“童趣斋”的镇宝。

    所谓铜型，原是制作币章压印模具（也称印模）时的范本，是将浮雕石膏型经过电解工艺后直接“脱胎”而得，所以它的还原性好，保真度高，最具艺术家所作浮雕石膏型的本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机械雕刻机已逐步被电脑雕刻机所替代。特别是现代电脑软件技术已可将浮雕石膏型经扫描成像处理后直接制作印模，所以“铜型”这种传统工艺就在渐渐消退。因此有人说，今后要看铜型只能到钱币博物馆了。不过也有资深人士认为，这道传统工艺对艺术家浮雕石膏型原作的“保真”，目前电脑软件仍无法与其匹敌。按理说这样的铜型应保存在上币厂的库房，或应陈列在造币博物馆内，怎么会流散到民间？据上币厂资深人士说，当年张充仁要举办个人作品展，上币厂就将这付铜型做了木框装裱后送给他一起出展，以示答谢。张老逝世后，家人将这付铜型拿到拍卖行准备出让，但行内不知其何物而拒收。后经人介绍才转到本人手里，实属意外。

    近日见一报道，标题“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落户中国”，副标题“以传统工艺对石膏像进行取模”，很有心得。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昼、夜”“晨、暮”青铜翻制项目合作签约和启动仪式在沪举行，报道又特别提到，中方为使艺术大家的作品“保真”，“要以传统的硅胶脱模工艺对石膏像进行取模”；意方却为了使原作降低损伤风险，而“要以现代3D扫描成像技术处理合成的模具作为胎模”。后总算得到意大利政府相关机构的许可，才同意了中方的意见。这使我自然想到了那位资深人士对传统工艺的见解，也验真了其看法的可信。我为中方对艺术和对传统工艺有如此的认知境界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我国造币业对传统“铜型”工艺的摒弃而感到纠结。这种“摒弃”，有人是不知情而为之；有人是知之，但因“艺心难敌商机”而为之。但无论何种原由，其结果都一样。每每看到艺术家的佳作因此种原因而被“损失”时，我只能从心底暗暗为之惋惜，更为传统铜型工艺被束之高阁而揪心。

    近来常听人抱怨，说现在的大铜章越做越大，浮雕也一个劲地拔高，以至于个头太大，份量太重而不再是掌上的“玩件”，而成了案上的“摆件”。对此我也有同感。一次与几位我国元老级的币章设计雕刻师会面，其中一位曾是张充仁的学生。他也说到这是个误区，是对大铜章传统衣钵的脱离。他还说到，现在的大铜章有些已不属浮雕艺术了，是截取部分的“圆雕”，既没有了绘画的透视感和浮雕的压缩感，也失去了浮雕与平面的那种依附关系，视觉效果并不好。也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竞如此地要在大铜章“创新”上大做文章，而把大铜章搞得“面目全非”。为此使我深思许久。

    大铜章，是我国造币人在首创时“口口相传”而叫响的俗称。因为是约定俗成，所以目前在我国的词典、辞书中还暂无注释。类似形式的艺术品，在西方称呼“medal”（音译：麦特尔），在《英汉大词典》中也有注解。圈内也都知晓，我国大铜章其“启蒙”，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日本造币代表团到访上币厂时，对方友善赠给的一枚“麦特尔”。但多年来由于信息沟通上的障碍（文字语言）和资讯量的有限，最主要是研究人员的缺位，使其至今既无“定义”又无标准规范，使这一“舶来品”远离着国际化。所以“乱象”也就在所难免。

    网上得知，“麦特尔”在国际上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简称“FIDEM”，1937年在巴黎成立。它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同时举办艺术家的新作展和评奖活动。至今已举办了31届（二战爆发被迫暂停），第32届会员大会定于明年（2012年）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市举行。该组织由集体会员和个体会员组成，集体会员为各国相关的专门组织；个体会员为各国的艺术家或收藏家。我国至今暂无集体会员加入。值得一提的是，该组织公认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约1395-1455)为“麦特尔创始人”。1992年第二十三届伦顿会员大会时，由英国著名漫画家罗纳德塞尔还专为其设计制作了一枚他自画像的“麦特尔”。

    近日看到法国出版的《法国“麦特尔”艺术（French Medallic Art 1870-1940）》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皮萨内洛于1438年受邀为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设计刻制的那枚首创的“麦特尔”。于是使我对世人称其“第一枚麦特尔”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尽管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说这种形式的币章在古罗马时代就已存世，还举例说明。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对其也略知一二。

    那么，作为一个国际组织，“FIDEM”为何要将“麦特尔创始人”这一殊荣誉给皮萨内洛，而且又是在几百年后予以“追认”？依我的认知，其中应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皮萨内洛创立“麦特尔”所作贡献的肯定。也就是说他在传承创新的同时，更是在规范着“麦特尔”的艺术格式，使其更趋完美、更具特质而有别它类。二是为确立“麦特尔范儿”。通过皮萨内洛创作的“麦特尔”，将“麦特尔”的本真展示给人们，使后人有“范本”做参照物。也有艺术家称其为“法度”，是界定其“品”与“专业”的标准规范，更是后人在创作时的一种意识和风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对于前者，即把首创“麦特尔”的殊荣誉给谁确实不再重要了，只有那些留下的不朽的作品才是一切。因为有了这些“麦特尔范儿”，就有了作为这门艺术的法度和规矩，才有可能建立起它的评介标准。这样既可避免出现“乱象”，又可进行专业化的评比，并发挥着导向作用。对此，“FIDEM”的意图和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艺术是发展的，固守一点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大铜章也应如此。其实我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何况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此罗永辉是这样表述的：“不讲法度的艺术为欺世，不求创新的艺术难发展。”事实证明，“麦特尔”艺术传到欧洲后，法英等国的艺术家并未简单的临摹，而紧随世界艺术新潮的萌动，强使“麦特尔”艺术风格带来“变革”，且从未间断。如国人最能感受的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博会奖章”，它们已明显地烙有“新艺术”或“装饰艺术”风格的印记。再返顾《法国“麦特尔”艺术（1870-1940）》一书，也可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法国“麦特尔”艺术家和他们作品的风格。另外，还购得《讽刺性“麦特尔”》（Medals of Dishonour）一书，它也汇集了17-20世纪艺术家通过讽刺手法表现的“麦特尔”，其画面生动、诙谐夸张。但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发现这些创新了的“麦特尔”“变脸”，而不认得了。究其实，是艺术家在创新的同时，仍循着其法度而为。这也许就是西方艺术家的职业素养使然。同时也证明，艺术在创新与讲究法度中可融合、统一。当然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出格”的作品，但它们都被“自觉”地统称其作“雕塑”（Sculpture），而不再称其“麦特尔”。因为他们深知“FIDEM”是要“把关”的，“麦特尔”这名不是随便可冠的。

    某次听“铜痴”顾先生说，他有个大铜章好友，很有文化和艺术修养。一次他选了几枚国产大铜章的图片，把它发到相关网站上。最终只有由冯韵明设计雕刻的《季羡林》大铜章被录用登载。也许是挑选面过窄，并不能说明什么。但被选中的《季羡林》大铜章确实讲究“麦特尔”法度，很有大铜章韵味，我也曾为其写过短文见于报纸。冯韵明先生不愧毕业于中央美院，不仅具有艺术的功底，更具有艺术家意识。后来他又创作了《齐白石》大铜章，虽然是采用浇铸工艺，但罗永辉见后很钦佩他的同艺前辈。据此，总算使我明白了“FIDEM”的作用和它对每届“麦特尔”艺术新作进行评奖的一点依据，及在我国为何就不能行通的症结所在。

    于是便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确认“大铜章创始人”和“大铜章范儿”呢？让它也为“大铜章”把个关，不把“洋相”出到洋人面前。也许张充仁为“修得正果”，他早年就离开上海“土山湾”，跨出国门，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和雕塑。他那丰厚的历炼和艺术才华，最终使他能在西方艺界立足。他曾应法国政府之邀为前总统蓬皮杜塑过胸像；他对西方“麦特尔”的理解国人无可比拟。就连国人忌讳的设计雕刻师章上署名，他也不避讳，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充仁”二字在他的大铜章作品上清晰可见。以至于使“香港东南纺织”大铜章，具有很高的“麦特尔范儿”指数，在不觉中将“舶来”艺术引入我国出了力。尽管两者的称呼目前不同，但张老以其人格魅力和艺术锤炼，使两者完美交集而成一品。也曾使王克庆、刘焕章、袁运甫、潘鹤等我国老一辈雕塑家紧随其后，一显身手。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视角去观察思考，将张充仁视为“大铜章创始人”，将“香港东南纺织”视为“大铜章范儿”，就显得十分的必要，而且一点也不为过。它既合乎“FIEDM”定位“麦特尔范儿”的国际惯用的思维逻辑，更为重要的是由张充仁压轴，和他那枚“样板”大铜章定力，再不也可从这付“铜型”中悟出点“真谛”，足以为建立我国“大铜章”评介标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真可谓是功在千秋。这样我们在赏玩大铜章的同时，也可使自己提升一点艺术修养。

    有人会说，“大铜章”与“麦特尔”的评介标准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其国际化的必然前提。但这也许在我国一些机构单位成为“FIDEM”集体会员之前，难以统一成行。别无它选，就作权宜之计吧。因为，“我爱你”大铜章。

     上海市收藏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大铜章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潘耀忠

                                    2011年7月5日